当代亲子场景中的“原创口述故事”研究 ——

一、“原创口述故事”：民间故事生命的起点

“讲故事”作为口头文学表达方式，广泛地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其因需求、场景、目的、时间等因素差异，呈现出异常丰富的内容。既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也包含童话寓言、笑话童谣等。故事流传从口述到笔录，最后形成相对固定的文本，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最终也积累了大量固定内容的文本。按照刘守华先生《故事学纲要》中广义“民间故事”的定义——“民众所有讲述的口头故事都叫民间故事”[1](P1)来看，姑且不论内容题材，衡量是否为“民间故事”的重要标准，应为“口头讲述”。而“民间”才是口头讲述的“源头活水”。而狭义的民间故事，亦是指“神话、传说以外的那部分口头散文叙事故事。”那么，它们的题材、内容更聚焦于民间的生活，而非传说。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民间故事多为对已有故事的加工和再创作，比如“孟姜女故事”，通过顾颉刚先生大量的考证研究，可以分别从历史和地理两个系统总结出演变路径。[2](P60-97)然而，在识字并不普及的传统社会，口述的传播形式应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却因记录工具的限制和随机性特点而不可考。口述通过笔录才可得以保存，而口述故事原本的样貌是无法得知的。比如孟姜女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其记载：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与其后演变出的故事内容、形态大不相同，而其原本诉诸民众之口的故事更加渺不可知。换个角度看，故事也是“活的”，自有其生命周期。可能最开始只是乡里民间的一件异事趣闻，或纯粹为了自我娱乐而产生的想象创作，终形成可供流传的故事“胚胎”，并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文字、书籍普及，“故事”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呈现出“作家文学”的性质，即自一产生就是被写作出来用于阅读，而非讲述。在缺乏原创口述故事资料的情况下，并不容易分辨“口述故事”与“文本故事”两者的区别。因为关键因素并非是否原创，而是口述的方式影响下的表达。而近年来普遍受到关注的“口述故事”，虽然语言表达富有“口述”的特征，但其内容多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即如司马迁所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原创”，但缺少了“故事”创作中特有的想象力。

本文中所研究的“原创口述故事”定义为：它属于狭义的民间故事范畴，来源于民间，内容反映民间生活，并作用于民间生活；“口述”是其传播及应用形式，目前呈现的文本为口述记录而非加工后的文学作品；故事内容原创，非传承或改编。简言之，它是源于民间生活，有一定独创性内容，用于口头讲述的散文叙事故事。

二、当代亲子关系中“原创口述故事”：民间故事的现代性

在传统中国，由祖辈、父母讲述的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等等起到了启发儿童想象力、拓展儿童思维方式、增添家庭快乐，促进形成儿童民族、家族认同感的作用。[3](P9-10)近现代很多著名的作家、学者、思想家都有小时候被民间口头文学滋养的经历，比如我们熟知的鲁迅、顾颉刚、莫言等等。而随着绘本、图书的普及，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传统民间文学因为各方面原因，内容越来越呈现边缘化的趋势。有调研表明，幼儿园教师每学年给孩子讲述的民间故事在10个以下的占七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52.2%）的教师讲述1～5个民间故事，22.5%的教师讲述6～10个民间故事；还有7.9%的教师从来没有讲过。家庭中民间故事的讲述更是不容乐观%的家长从来没有讲过民间故事，55.2%的家长只讲述过1～5个。[4]缺乏与当代生活相通相融的故事内容和现代教育理论支撑，成为父母为孩子讲述民间故事的门槛。

但同时，另一种现象也正蓬勃兴起，并有成为趋势的可能。在教育理论层面，新西兰的“学习故事”，作为儿童学习评价体系受到了国际早期教育界的认可。“编织故事”是其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早期教育中“教”和“学”的重要方式。[5](P9)澳大利亚资深育儿教师苏珊·佩罗的《故事知道怎么办》，系统性地阐述了如何通过“编制故事”来解决家庭教育中儿童个性、生活习惯、亲子关系等问题，被誉为“故事医生”，其书于2011年引进中国，已再版数次，对中国妈妈的家庭育儿观和育儿方法都有极大的启发作用。在引言中，苏珊·佩罗将故事比喻为“疗愈之光”，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的很多传统文化中，部落或社群中那些睿智的长者在教育和引导儿童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利用隐喻和故事。他们通过‘蕴含着丰富智慧的故事’引导和启发孩子们的行为，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并以正面和肯定的方式触及儿童的世界。”④书中提供了十八类幼儿行为或心理问题的故事“愈疗”模板。

文章来源：《当代家庭教育》 网址: http://www.ddjtjyzzs.cn/qikandaodu/2020/1121/6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