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吾家四六到儒林荣观洪迈骈文成就的家庭因素

在中国古代，家庭的熏染对一个士人的成长影响巨大。南宋迁岭文人谪居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对天伦之乐的享受，是他们在政治失意后寻找精神避难所的自然选择。家庭，是他们从政治生活退避出来后的歇息之所，是他们蕴育、开发人生智慧的重要源头。南宋洪氏家族之所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与文学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家庭教育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宋洪迈十分重视四六创作，尤其是自己家庭成员的四六创作。他的名著《容斋随笔》篇幅长短不等，短的只有几十字，最长的一篇是介绍自己家庭成员创作的“吾家四六”，将近三千字，在“四六”之前加上“吾家”二字，可见其家族观念之浓厚。《容斋三笔》卷十“词学科目”结尾所谓“吾家所蒙，亦云过矣”[1](P540)，流露出浓郁的家族自豪感。后人摘其《容斋随笔》中论四六的句子而成《容斋四六丛话》，其中“所论较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麈谈》特为精核。盖迈初习词科，晚更内制，于骈偶之文用力独深，故不同于剿说也”[2](P1797)。洪迈对应用功能突出的四六“用力独深”，取得了重大成就，以致绍兴十年(1140)洪迈为省试参详官时，“主司委出词科题”[1](P936)。洪迈的四六创作何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他为何如此重视这些四六？这些成就的取得反映了哪些民族文化心理？这得从洪迈的家庭背景和宋室南渡以来的政治环境谈起。

一

宋室南渡之后，秦桧权倾朝野，他通过权力结党营私、排挤异己，“自秦桧擅政以来，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时献言者，非诵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欲有言者，恐触忌讳，仅论销金铺翠、乞禁鹿胎冠子之类，以塞责而已，故皆避免轮对”[3](卷七五，P804)。朝廷一方面通过严刑峻罚，一方面又通过赏官赠禄来维持其统治，这是靖康之难后的时代政治特征。

洪迈的仕途并不顺利，他中博学鸿词科时，父亲正谪居岭南，一家备受秦桧打压排挤。史载：

绍兴十五年始中第，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入为敕令所删定官。皓忤秦桧投闲，桧憾未已，御史汪勃论迈知其父不靖之谋，遂出添差教授福州。[4](卷三七三，P)

皓谪英州，适复论罢，往来岭南省侍者九载。桧死皓还，道卒，服阕，起知荆门军。[4](卷三七三，P)

洪迈在其名作《容斋四笔》卷一六“汉重苏子卿”中特别提及他父亲的气节与命运悲剧：

先公絷留绝漠十五年，能致显仁皇太后音书，蒙高宗皇帝有“苏武不能过”之语。而厄于权臣，归国仅升一职，立朝不满三旬，讫于窜谪南荒恶地，长子停官。[1](P819)

洪迈的父亲洪皓是北宋末年进士，宋室南渡之初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出使北方，被金人扣留十五年，南归后因直言触犯秦桧，被贬谪岭南九年而卒[4](卷三七三，P)。周煇《清波别志》卷二所载洪皓死后张九成往悼一事，颇能反映当时高压政治下士大夫对政治迫害的警觉与余悸:

洪忠宣光弼北归，没于中途，舆榇度岭至南安，张子韶无垢往致奠，时尚未闻秦丞相死，祭文第云：“年月日，具位某，谨以清酌之奠，告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格固新奇，情亦伤怆。或谓无垢亦尝占辞，凡窜易数四，终以积畏，亦恐反为洪氏累而不敢出，颇类竟达空函。若前知秦死，其免肆言力诋乎？[5](P103)

秦桧专权时，文士内心充满了忧惧，奔竞请托的现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文人士子创作了大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谀颂之作。洪迈亦不能免俗，试看他在《上秦师相贽所业书》中所言：

会天子设两科以取士，闻有所谓博学宏词者，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则以制诰为称首。于是私窃喜幸……棘闱既辟，一上而不偶。退因自取所试读之……或教之曰：“大丞相秦公道德淳备，文章隽伟，方驾乎前人，宗师乎当世。盖其始也实以此科进，晚出之士不能亲炙先烈以增益其所不及，是亦自弃也已。”……旧所拟制诰、杂文凡十篇，谨赋诸下执事……愿安承教。[6](第222册，P18)

这是一篇向秦桧干谒请托之文，其中称秦桧“道德淳备，文章隽伟，方驾乎前人，宗师乎当世”，希望得到秦桧的提携荐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晚出之士”不愿“自弃”而求“先烈以增益其所不及”，则只能奉承迎合官场、文场之有力者，南宋士子大多有过一段干谒奔走的经历(1)拙作《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诗歌风貌》对此有所论述。原文载《齐鲁学刊》2016年第3期。。洪迈干谒权贵以求成功、成名之捷径，或许跟他早年一家受秦桧忌恨而仕途不顺有关。

文章来源：《当代家庭教育》 网址: http://www.ddjtjyzzs.cn/qikandaodu/2021/0308/7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