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外壳下的现代化个体表达浅析近十年台湾电

在台湾电影的百年发展史上，由于对自身处于中国这个“大家庭”的定位并不明晰，导致其文化主体性一直飘忽不定。在前期的台湾电影中，关乎家庭的表述通常表现为在小家庭中寻找大家庭的情怀。如果说90 年代表现出对身份主体的质疑与解构，那么2000 年后则更多的是表现出重构主体的倾向，近现代以来更是注重回归个体的语境表达，倾向于类型片化的表现，以更现代化的方式优化家庭表述方式，凸显个体的个性化差异，强调回归到对个人的关注上。

一、人物塑造和关系塑造的先后顺序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单位和核心载体便是家庭。所谓家庭，即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由于血缘关系联结而成。影片中的家庭呈现离不开成形的人物塑造，而在人物塑造与血缘关系塑造的先后顺序上，近十年来的电影相较以前也有了改变。

在以往的台湾电影中，通常会先塑造个人形象，再进一步以个人展现其家庭关系及其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共通点；而近十年来的台湾电影，则会调转顺序，先突出家庭之间的血缘关系，再通过强化家庭联结，体现家庭关系中个体的形象，进而塑造人物。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通过前期独立刻画小四和父亲这两个人物形象，来展现二者的共通点，进而呈现亲子关系。通过人物塑造先行的手法，以独立的个体为探索起点，看个体的社会关系分支，更侧重人物背后的家庭联系。而到了近十年来的台湾电影如《阳光普照》，则更多的是先强调家庭这个血缘关系，再以家庭为切口观察人物。电影里的哥哥阿豪，出现的时候是个模糊的形象，观众是先知道他在家庭里的地位和角色，知晓他是父母唯一的希望，在大家眼中是个“别人家的孩子”的成功形象，但并不熟悉这个人物具体的内心想法，直到后来他自杀我们才重新重视起这个人物，渴望去探究他内心的真实想法，通过家庭的失职去窥见社会病态与每个家庭成员内心的荫蔽之处。通过先强化家庭关系的方式，让人物置于社会关系之下，再以人物的这层身份去探究人物的内心，立体化呈现人物形象，以家庭对人的作用，来反推人物的内心诉求，更加注重个体的价值呈现。

在《谁先爱上他的》影片里，也能看到相似的表现手法。先是摆出母亲刘三莲和儿子宋呈希的恶劣关系，儿子质问母亲为何把他生下来，母亲也反问为什么要生下孩子活受罪。影片刻意突出母子二人的关系，重在强调因为血缘关系而被亲情捆绑的无奈，再通过剖析这段关系，深入到双方的内心心结，片中人物释怀的时候，也是新的家庭关系缔结的时候。这样的表现手法，在更加关注个体心声的同时也更加具备现代化的视角。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群体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们对家族群体的认同，超过了对其他任何社会群体的认同。区别于以往默认家庭血缘关系去发展剧情，现如今更多地加入了一丝反思与批判精神，更多地关注到家庭底下的人物联结关系，进一步思考是何种像“看不见的丝线”一样的感情牵连着家庭成员的，让原本毫不相干的个体因为血缘这层关系建立起无法真正割舍的情感联系。通过关系塑造的优先展示，强调影片的情节和戏剧感，这也是用类型片的方式吸引观众沉浸其中，进而呈现人物。

二、“家庭”概念的影像运用方式变化

在近十年的台湾电影中，关于“家庭”概念也有了更为现代化的运用。以往多是以家庭伦理剧的形式呈现，对于家庭的表述也是停留在关于家庭的层面，而近几年则多为利用家庭伦理作为故事叙述的外壳去表述其他主题，视点和“家庭”概念在电影中的作用发生了转移。

曾有学者评价台湾新电影都是在讲述寻找身份的问题。台湾电影在族群身份和个体身份的表达上一直存在着独特视角，强调困惑焦虑中的身份缺失是主要表达主题。通过比较侯孝贤导演的部分电影，可以感受到台湾与大陆长久分离状态下的精神游离与历史根基缺失的彷徨感。《风柜来的人》里青年一代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再见南国，再见》里边缘人物的挣扎，伴随着台湾子一代人精神与身体的尴尬处境；《童年往事》更是通过一家子“半台湾人”，将对大陆往事的回忆与讲述贯穿全片。在这几部影片里，大都是将主人公置于残缺的家庭环境中，处于无人管顾的状态。在这一代台湾族群的历史镜像中，大陆已经变成了排斥与抗拒的存在，大陆文化或许已经荡然无存，显然缺失了大陆文化根基的一代人精神上是麻木与不安的，影片也似乎是通过讲述“小家庭”的故事寻找与祖国“大家庭”的联系。

文章来源：《当代家庭教育》 网址: http://www.ddjtjyzzs.cn/qikandaodu/2021/0718/14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