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风俗思想主张，与自身经历家庭教育以及当

苏轼的个人经历是他风俗思想，形成的最直接影响要素。一方面，苏轼少年时代的生活，与求学经历造就了他思想的最初形态。按照儒家道德伦理的要求，韩琦、范仲淹等人心系朝廷、忠于君王又以百姓为重，是秉承儒家思想的士大夫。

苏轼认同这些人扶危济困、正义忠良的行为，说明自己也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之后在他为官之路上，他的风俗思想也带有着浓厚的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民本思想。

尽管中途苏轼有过辨孟”的活动，但实际上在程朱理学还未发展成熟的时候，这是一种尊孟”的活动。另外，在他的生活中，结交了很多僧人和道士，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兼容并包的苏轼逐渐使儒、释、道三种思想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苏氏兄弟在嘉祐元年，和嘉祐六年两次科考高中，使其名扬天下。得到当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赏识。嘉祐元年，苏轼在进京应试的时候做策论，较为直接地体现了苏轼的政治观。

这种政治观，也影响了他随后的风俗观。表现了他反对严苛的政令法律，主张实行宽容的仁政。这种观念影响了苏轼的一生。在后来的王安石熙宁变法中，这种政治观与王安石发生矛盾，也导致了苏轼的首次被贬。

苏轼的风俗思想形成，与他仕途中三次重大的挫折有关。第一次源于王安石变法”在此期间由于受王安石新党的排挤，苏轼请求外放地方，先后担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

第二次则是乌台诗案”后侥幸得脱，被贬黄州。后被启用，担任过杭州、颍州、扬州和定州的知州。

第三次则是朝廷连续大规模贬窜元祐党人”，苏轼先后被流放到惠州、琼州。在这期间，他有了更多和百姓接触的机会，过着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的生活。也借此机会革新除弊，尽力发挥王安石新法的便民之处，颇有政绩。在杭州，他带领着百姓疏浚西湖，修筑苏堤，造福百姓。

此外，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描写的狩猎景象，表现了作为地方官他能与民同乐的特质。这些在地方为官的经历，让他对百姓有了更多的关注，也加深了他风俗思想中忧民为民的特点。

苏轼屡次因言获罪，甚至生命面临着威胁。在不断的政治起伏中，苏轼生命中的大多时间，都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有时不得不躬耕田亩维持生计。政治上的遭遇让他经常感到苦闷和悲哀。这使他更加倾向于从他接触已久的佛道思想中寻求慰藉和解脱。

苏轼生性旷达，面对困境仍能苦中作乐，崇尚佛道理念之中的自然，在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常常体现着由自然的道”衍生出来的社会性的善”，这也贯穿着苏轼中后期的风俗思想和政治思想。

苏轼在跟随道士张易简，完成蒙学阶段后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接受教育，即得母身教”和以父为师”。苏轼在出川之前，家庭的教育对他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在他读书的过程中，母亲程氏也曾以气节教育苏师兄弟。母亲的言传身教将大义、气节、善等思想传授给苏氏兄弟，对于苏轼思想体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苏轼的家庭拥有良好的家风和学风。苏轼的父亲苏洵虽然二十七，始发奋”，但在学问和修养上都有着让人仰慕的成就。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有着两次应试不中的经历。于是认为之前他为了，求官学到的东西不足为吾学也。

苏洵的文章，逐渐成为自成一家的学者。这给了苏轼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同时，苏洵也结交了一些有名的僧人和道士，和他们讨论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这些都在苏轼的童年时期影响了苏轼的思想。

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的转型阶段，在这个朝代里，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活跃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使人们逐渐形成了追求安逸、享乐和奢侈生活方式的社会风气。

加上军事上面对外族的压力，北宋士大夫被激发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新审视国家和百姓。对于维系着百姓生活和国家安危的风俗，更是给予高度的关注。

社会因素成为了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提出有特色的风俗思想的主要原因。凭借着新兴的生活方式、开放自由的政治环境，以及高度活跃的北宋文学、哲学等，苏轼融入了自身的家庭教育，和下层生活经历，形成了独特的风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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